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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朗誦記 作者:北島
    作者:北島 文章來源:轉帖 點擊數: 更新時間:2008-1-17 12:29:00

    朗誦記 作者:北島

      在小學我是靠說相聲出名的,后來改行朗誦,背的是高士其的詩《時間之歌》。只記得草場塵土發揚,前有全校學生,后有老師督陣。我站在磚臺上,扯起嗓子:時間啊--時間刷地過去了。文化革命好象集體朗誦,由毛澤東領讀,排在后面的難免跟走了樣,變成反動口號。再說按中央臺的發音,聽起來有問題:好象全國人民一句句糾正他老人家沙啞的湘潭口音。我在學校宣傳隊打雜。幕后比前臺有意思,象隱喻。隱喻狡猾狡猾的,看不見摸不著,但掌握最后的解釋權。演出結束,隊員賦比興全啞了,
      輪到隱喻,給他們灌硼大海。
      毛澤東有些厭世,圖清凈,把年輕人轟到廠礦鄉下。我當上建筑工人。工地上干活忍不住來一嗓子。晚上,我們幾個同好爬到樓頂,對著星空和高音喇叭,唱的是毛主席詩詞,背的是賀敬之的《雷峰之歌》:“人應該這樣生,路應該這樣行!”老師傅認為我們有病:“這幫小子,八成找不著老婆,看給急的。”
      七零年春,我和一凡、康成去頤和園后湖劃船。康成站在船頭背詩:“我的一生是輾轉飄零的枯葉, / 我的未來是抽不出鋒芒的青稞,/ 如果命運真是這樣的話, / 我情愿為野生的荊棘放聲高歌……”這是郭路生的詩。我被其中的迷惘打動了。
      九年后,我見到郭路生,都說他瘋了,一點兒看不出來。大概唯一的根據是,他往返于家與精神病院之間。朋友在一起,他會突然冒出一句:“我能不能給大家念首詩?”沒人反對,他起身,拉拉褪色的制服,“請提意見。”他用舌頭把活動假牙安頓到位,清清嗓子。念完一首,他謙遜地笑笑,“能不能再念一首?”
      聲音雖抑揚頓挫,但相當克制,和我們當年的革命讀法不同。
      所謂革命讀法,就是把殺雞宰羊的聲音與觸電的感覺混在一起。那時代的標準發音,趕上這會兒,準以為神經有毛病。看來郭路生挺正常,是我們和時代瘋了。
      七九年四月八日,《今天》編輯部舉辦朗誦會,在玉淵潭公園。我們事先向公安局申請,沒答復,就算是默許了。我和芒克、老鄂去勘測地形。林中空地有個土坡,正是舞臺。黃銳把床單畫成抽象幕布,繃在兩樹之間。老鄂忙著接蓄電池、放大器和喇叭,象土法爆破。也確實是爆破,炸開個缺口:四九年來這樣的朗誦會還是頭一回。那天大風。聽眾比預計的少,有四五百人。若從空中看,有三圈不同的顏色:以聽眾為中心,灰藍土綠;然后外國人,花里胡哨;最外圈是警察,刷白。
      陳凱歌參加朗誦,他當時還是電影學院的學生。那天他念的是郭路生的《相信未來》和我的《回答》,用革命讀法。而雕塑家王克平正好相反,他念芒克的《十月的獻詩》,平平淡淡,好象自言自語。
      八四年秋天,《星星》詩刊在成都舉辦“星星詩歌節”。我領教了四川人的瘋狂。詩歌節還沒開始,兩千張票一搶而光。開幕那天,有工人糾察隊維持秩序。沒票的照樣破窗而入,秩序大亂。聽眾沖上舞臺,要求簽名,鋼筆戳在詩人身上,生疼。我和顧城夫婦躲進更衣室,關燈,縮在桌子下。腳步咚咚,人潮沖來涌去。
      有人推門問,“顧城北島他們呢?”我們一指,“從后門溜了。”
      寫政治諷刺詩的葉文福,受到民族英雄式的歡迎。他用革命讀法吼叫時,有人高呼:“葉文福萬歲!”我琢磨,他若一聲召喚,聽眾絕對會跟他上街,沖鋒陷陣。回到旅館,幾個姑娘圍著他團團轉,捶背按摩。讓我想起毛澤東晚年。有時想想只是時態問題,早年的毛澤東也是葉文福。
      可惜我沒這個福份,只有個小伙子纏著我。他大連人,辭掉工作流浪,目光中有著道路糾葛在一起的狂亂。他跟了我好幾天,傾訴內心痛苦。我說我理解,但能不能讓我一個人歇會兒?他二話沒說,拔出小刀,戳得手心濺血,轉身就走。
      那是由于時間差--意識形態的解體和商業化浪潮到來前的空白。詩人帶錯了面具:救世主、斗士、牧師、歌星,撞上因壓力和熱度而變形的鏡子。我們還險些以為那真是自己呢。沒兩天,商業化浪潮一來,卷走面具,打碎鏡子,這誤會再也不會有了。
      八五年夏天,我頭一回出國。規模最大的荷蘭鹿特丹詩歌節,象某個異教的小小分支,不過絕無我在成都所間的狂熱。聽眾手腳干凈,沒人帶刀槍,挾詩人以自重。他們花錢買份節目單或詩集,安分守己,必要時鼓鼓掌,絕不喊出“萬歲”之類的口號。對詩人,則象測謊一樣,先要試音,別想嚇著觀眾。也別想占領舞臺,朗誦時間受到嚴格限制。我估摸必要時干脆關上喇叭,讓有歇斯底里的詩人變成啞巴。總之,其運作有著資本主義的精確性。
      詩人多跟社會過不去,又無生存能力,免不了待業受窮有神經病嫌疑,被劃入另類。不管怎么著,朗誦給詩人提供了證明自己不聾不啞、免費旅行和被世界認知的機會。
      其實這類活動也隨民族性格而異。巴塞羅拿詩歌節就開得不拘小節,熱熱鬧鬧,象個狂歡節,似乎主要是為了頌揚時光美酒愛情。對西班牙人來說,享受生活第一。晚上十一點活動結束,正趕上當地人的晚飯時間。詩人們來了精神,挺胸疊肚,浩浩蕩蕩開到港口。侍者如云,杯光燭影,有吉普賽人跳舞唱歌。幾杯酒下肚,在現實世界做詩人的晦氣一掃而光。
      朗誦有時也得冒點兒風險。九三年春天,我參加英國文化委員會組織的文學之旅,來到貝爾法斯特。那是處于戰爭狀態的城市。北愛爾蘭共和軍(IRA)在爆炸前十分鐘通知當局,以免誤傷自己人。我們下榻的歐洲旅館,進門一律搜查,客人也不例外(一年后,我從電視看到它被炸成廢墟)。女主人帶我們步行去飯館。路上,她看看表說,再過幾分鐘,有顆炸彈在附近爆炸。我剛要臥倒,見女主人談笑風生,只好緊緊鞋帶跟上。
      我和翻譯汪濤路過電影院,那天上演《愛國者游戲》(Patriot Game)。里面總共四五人。一開場,我倆全傻眼了,竟是一部反愛爾蘭共和軍的片子。在人家大本營,放這玩意兒,豈不找死?我們本能地向下出溜,象鉆進戰壕,只露眼睛,以防熒幕內外的炸彈爆炸。那是我有生以來看過的最驚險的電影。
      朗誦會在一個小劇場。周圍有手持機關槍的大兵巡邏。聽眾以年輕人為主,成份復雜,想必各種政治傾向的人都有。朗誦開始了,他們專心致志,似乎忘掉了身邊的戰爭。我聲音有些異樣,但絕不僅僅是恐懼。在這樣的地方,詩歌才是重要的。
      比這更危險的是另一種情況。九二年夏天,我和安娜參加哥本哈根詩歌節。那天大雨,我們趕到郊區,在泥濘中跋涉,終于找到那個大帳篷。這哪是什么詩歌節?在震耳欲聾的搖滾樂間歇,可憐的詩人一個個上臺,耍猴般,姿勢困難,模樣絕望,被喧囂所淹沒。再細看,聽眾們喝啤酒,抽大麻,東倒西歪。我突然想到馬雅可夫斯基的那句名言:“給大眾審美趣味的一記耳光”。
      詩人的第六感官靈敏,能否和聽眾交流,他最清楚。他的心象停車場,知道有多少兩進來,停在什么位置,哪兒撞傷了,是否漏油。有時一片空蕩,車全繞著彎走。
      某些語言天生就是為了朗誦的。俄國詩人個個有如歌唱,即使不解其意,你也會被那聲音的魔力所懾服。要說我們也有吟詩唱詞的傳統,可惜早已中斷,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。誰能想象照此傳統吟唱新詩呢?那山野間的呼嘯,不但嚇走觀眾,還會招來警察或豺狼虎豹。
      俄國詩人嗜酒如命。九零年鹿特丹詩歌節的焦點是俄國詩歌,請來了十幾個俄國詩人。組織者吸取教訓,不得不把他們旅館房間的小酒吧關掉。那也擋不住喝。
      他們聚在一起,在朗誦前已喝得差不多了。
      阿赫瑪杜琳娜(Bella Akhmadulina)六十年代以寫情詩出名,是我當年崇拜的俄國女詩人之一。如今年老色衰。只見她搖搖晃晃上臺,勉強站穩。但一開口聲音非凡,整個大廳被照亮了。那瞬間,僅僅那瞬間,她召回了早年全部的愛情。
      約翰·艾什伯瑞(John Ashbery)是紐約詩派的代表人物。九零年春天我在斯德哥爾摩聽他朗誦,他完全喝醉了。腿腳本來就有毛病,那天瘸得更厲害,好象在趟地雷。女主持人也跟著出了問題,她脫下高跟鞋走路。他們之間有場莫名其妙的對話--你干嘛脫鞋?這樣比較容易跟上您的詩。四年后,艾什伯瑞等著上臺朗誦,有好酒招待。我提起此事,他笑了,“看來我這方面名聲不好。”說完又給自己斟上一大杯。
      羅伯特·布萊(Robert Bly)朗誦時象指揮,兩只手忙個不停,好象聽眾是龐大的樂隊。他又象個摘果子的,爛的扔掉,好的留下。或者相反。他身高體胖,眼鏡閃閃發光,樂天達觀,這到挺符合他所提倡的男權主義形象。我們在瑞典南方的馬爾默參加詩歌節。朗誦結束,我帶他到賭場,教他玩二十一點。他回美國來了封信:“寫詩就象玩二十一點,多半只能得到十五、六點。”
      艾倫·金斯堡(Allen Ginsberg)把他的不少詩配上譜子,邊唱,邊用吉普賽人的小手風琴伴奏。他是靠朗誦起家的,沒有朗誦,就沒有金斯堡和“垮掉的一代”。他是個音韻和節奏的大師。英語雖不象俄語那樣富于歌唱性,但多變的節奏配上豐富的俚語土話特別適于罵人,特別是罵政府,讓無權無勢的平頭百姓出口惡氣。
      我和艾倫在東密西根大學同臺朗誦時,能看得出來他對聽眾的控制。那是一種催眠術:艾倫成了上帝,滿嘴臟話的憤怒的上帝。
      我在鹿特丹見過一個真正的行吟詩人,來自撒哈拉沙漠。吟唱了大半輩子,在舞臺上只給他二十分鐘。他在休息廳席地而坐,用披風把自己遮得嚴嚴實實的,口中念念有詞,忽高忽低,估計取決于風沙的大小。他隨身帶個小牛皮口袋,裝的不是詩,都是些咒語護符,恐怕是為了對付那個把其生命控制在二十分鐘之內的魔鬼社會的。他的詩多寫在沙子上,被風抹掉,留下的是聲音,和風一樣經久不衰。他最佩服的是中國詩人馬德升,朗誦的那首由一百多個他媽的組成的詩,把巴黎給震了。
      去年秋末,在巴黎。一天晚上,我們去郊區小鎮的一家咖啡館朗誦。那天下雨,聽眾二十來個,不少。這樣的夜晚適合朗誦,酒和雨聲都有催眠效果。
      最后一個朗誦的是法國詩人。他嘆息,竊竊私語,背景音樂斷斷續續--都是金屬的破碎聲。他從口袋掏出個紙包,層層撥開,是一片生牛肉。我警惕起來。
      他用生牛肉在臉上擦拭,轉而咆哮,通過麥克風,震耳欲聾。我趕緊堵耳朵,仍能感到陣陣聲浪。幾個年老體弱的女人轉身逃走,免得耳聾中風。他開始試著吞咽生牛肉,近乎窒息。我擔心他會不會沖過來,把那塊他吞不下的生牛肉硬塞進我嘴里。朗誦在聲嘶力竭的吼叫中結束。他滿頭大汗,臉憋得象生牛肉。我拒絕和他握手。不管寓意有多深,他的聲音是對他人存在的侵犯。兩年前,《紐約時報》星期日副刊登了篇文章,嘲諷靠朗誦混飯的美國詩人。
      想想我也在其行列。美國的大學系統與歐洲不同,設創作課,并有系列朗誦會配套成龍。詩人就象和尚,先得有個廟立足,再云游四方,一瓶一缽足矣。就我所知,游離在“廟”外的美國詩人極少。連艾倫也熬不住,被他痛恨的系統所收編。
      科爾索(Gregory Corso)混進去,行為不軌,又被趕了出來。對詩人來說,死還是活,這是個問題。
      有時面對聽眾,我會突然心生倦意。我們先人怎么朗誦來著?把酒臨風,應答唱和,感懷贈別,生死無限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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